从传统民间婚礼礼仪程序中，我们可以悟出以下特征：

    一是以文见人，以文行事。什么唐文、简文、礼文贯穿于婚礼的全过程。最突出的是接路与闹房。民间传统婚礼的接路与闹房，实际是说文比赛。就接路而言，男方押礼先生要作充分的准备，如果贴切地说赢了或者能应女方知客司的说礼对话，那么必然被请进堂屋坐上席，并由知客司陪坐喝酒；相反，就只能在街沿上的席桌就坐。过去更有苛刻的女方，乃至在磨盘上专为押礼先生摆席，让你现丑。这不仅大伤押礼先生的光彩，而且也使男方特别是男方的接亲队伍脸上无光。不过这类情况很难出现。如果女方知客司不能应对或应对礼话差之太远，知客司只有再三向押礼先生敬酒之义务，而没有同屋同席相陪的资格。对无文才显输者，宾主不仅深感遗憾，也在心理上瞧不起他。再说闹房，民间有句俗话：“能说会唱的往洞房拉，说不出子曰的门外打哈哈”，“有闹的请进来，无闹的门外排”。这即是说以文闹房，以文开心，以文祝贺和逗趣新郎新娘。

    那么，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。即新中国成立前，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没有进过学，95%以上的女性没有读过书，他们哪来的礼话呢？这个问题可以用“逼上梁山”这句话来解释。过去农村姑娘普遍莫上学读书，即或有些家境好点的家庭有男孩上学读书，其女孩摸了男孩的书，还要挨打挨骂，说是“女娃子摸了男娃儿的书，男娃儿的书受污就读不得了。”但是，姑娘出嫁，必须哭嫁，这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传统，谁违背谁就是六亲不认、五孽不孝，谁就被三亲六戚、左邻右舍与团转耻笑。因此，姑娘们只有靠晴天放牛割草，雨天做针线活向婶娘、嫂子们靠拢，凭她们的口传学过来，再相互交流。四五个姑娘每人学会五、六段，汇集交流就有几十段。更有聪明的姑娘们实行具体分工，张姑娘跟着××学会哭爹娘，王姑娘跟着××学会哭哥嫂，李姑娘跟着××学会骂媒.......然后再利用放牛割草的机会，约在一起，互教互学，越学越多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、电影《万水千山》作者陈其通，1961年回老家巴中，发现一位中年妇女哭嫁能哭四、五个曲牌，百来个段子，欲意要把她带到北京去，把她的口头文化录下来，可是出巴中不远，这位妇女思家，死活不去北京。在文革期间，以此为钢鞭，陈其通将军还受到批判。后据了解，这位妇女就是陈其通将军的家乡巴中化成人，她就没有上过学读过书，她就是当地姑娘们哭嫁的传承人。
    在农村，过去就是有不少能说会道的人，虽说他们没有文化，可是在婚丧嫁聚的场合，他们主持礼仪说说礼话，可谓行家里手。这些人敢于出众，见多识广，记忆力强，无论是师传祖传，或是“偷师学艺”，一学就会，边学边做，做而有成，承中创新，熟中生巧，应用自如，被视为当地民间的礼仪师（司）。我曾经访问过年过五十的这样一个人，问他“为什么对这套礼仪这么熟？”他介绍了他学礼的过程。他说，农村对这种礼仪很喜欢，他小时候有一次走人户，男女双方都与他们家沾亲，男女结婚期间，他跟随接亲队伍从男家走到女家，又从女家回到男家，这套礼节把他吸引住了，就专心专意地看，竖起耳朵听。后来他带了个小本本，几次去找到那次押礼的先生，说一句记一句。后来能背下来，并传他的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也感兴趣，于是他们约了日期，在他附近的晒坝上作演示。哪晓得演示那天，看热闹的人不少。演示结束，就有一家临近接儿媳妇的主人，当即邀请他俩到时去他家分别作押礼先生和知客司，当时他们推辞，可看热闹的人一声吼“要得”。他们被“逼上梁上”答应了下来，他们密秘地打听到女方请的知客司是个老教师。为了应付对方，我们又结合女方的实际，新编了许多礼话。由于准备充分，因此首次出师成功，从而在本地引起轰动。后来请他们做礼仪的人也就多了，他们越做口边的话也就多了。”最后他说：“一句话归根结底，我感兴趣，农村老百姓也感兴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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